《瞭望》新闻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道路新境界

记者 王健君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原标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道路新境界

站在公元2013年的时代山巅，回望历史，当下正是1840年以来国强民富“中国梦”实现与否的决胜时刻;眼观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能否最终凝聚为13亿多国民“制度共识”的“中国道路”正在此一举。

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11月9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请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使之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十八大以来，从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力改“四风”;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重整党纪承诺，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从严治党“组合拳”;从“壮士断腕”力推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到连续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权和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公司登记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六字已成为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统领各项工作的核心词，也成为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共识的关键词。

然而，既不同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穷则思变”成就的上下同心，也不同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卸下“计划”包袱向市场经济体制轻装疾进的势如破竹，更不同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时驾驭全球化风浪的高歌长进，当前改革面对的现实：

一方面，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金融危机依然持续，全球化深刻调整，国际竞争格局进入新一轮大变革时期;另一方面，距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仅有6年多时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最关键时刻……时间窗口之紧迫、利益调整之复杂、内外环境之多变、改革任务之艰巨、破解难题之众多，堪称空前、世所罕见。

人们在关注：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何在?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何在?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完成两个百年的历史目标?

在此深刻大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审议的这部“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毫无疑问将不仅是新中国成立64年和改革开放35年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实践和创新的结果，更将是新时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跃升至“制度自信”新境界的现实来源和指导纲领。

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深刻革命

从深化改革的角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大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又一次全局意义上的战略性深化和革命。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提出了自己的论断，“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在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层面新的跃迁过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接受本刊采访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作为《决定》主要起草人之一回忆说，“我当时参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这方面的会议，知道改革的紧迫和工作的艰巨，也看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之大。像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这样大的利益关系调整，绝不是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能够做到的;即使设计了方案，如果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力领导，改革也是难以推行的。”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告诉本刊记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旨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制度和机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最重要创新之处就是在改革和发展全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现实，在制度建设层面带有上述三次改革所具有的变革性质和全局意义上的诉求。对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而言，相比1978年、1993年和2008年，尽管面对着迥异的现实环境，且改革所涉领域扩展至全方位的“五位一体”，任务空前繁重和艰巨，但遭遇的改革情势却是相同的——中流击水，不进则退。这样的改革也必然拒绝棱模两可、含混其词，而直击改革巨坚的肯綮所在。

因此，十八大报告不但继承了十七大报告“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的论断，而且在十八大闭幕一个半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轮改革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

开创人类发展新道路

从国家建设角度看，此次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重心的新变革，是中国能否规避和摆脱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资源消耗型发展道路，而走出一条绿色、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现代化能否跳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跃迁过程中“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之举。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产生，外因是经济不自主，表现为产业和金融的不自主，乃至政治上的不自主;内因是分配不公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逾越的内生性障碍。

社会主义中国有信心跨越这个陷阱。正在将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送入工业社会，这是现代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故事。下一步，还要建设一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为绿色、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经济体系。

我们还要摆脱西方掠夺发展的历史原罪，创建互利共生的世界经济新模式;打破西方对非西方体系的经济垄断，使现代工业文明成果服务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让人类平等、自由地共享文明的进步。

刚刚过去的10月份，我国中东部雾霾呈现高发态势，也使得今年我国平均雾霾日数为52年来最多。“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资源消耗型经济和环境破坏性生产导致的雾霾天气，说明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各项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研究员胡应南向本刊记者警示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五位一体’的社会制度建设再滞后了。”

胡鞍钢将新一轮“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称为2.0版本的改革，它以“共同富裕”为主题，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他认为，这个全新改革版本同时追求三大目标和进行三大改革：

一是追求经济更有效率，继续推进竞争改革。今后，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体系，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追求经济更加公平，需要实行公平改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机会均等、充分就业的社会服务，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促进农民、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三是追求经济更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绿色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在他看来，2.0改革版本将产生三大效益和红利：经济效益和红利，社会效益和红利，生态效益和红利。最重要的是，如果此举成功，中国不但将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资源消耗型经济”和“环境污染性发展”的破坏性发展道路，而且将跳出因不能实现更多发展成果共享于最广大劳动群众而导致社会“翻车”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国的情况是，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完成目标。而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两年前的2011年3月底，面对中国制定的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曾感慨地评价说，“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是，中国是个‘言必行’的国家。”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周的11月2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语气坚定地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民族自强运动”高潮期

从民族复兴大业角度看，未来十年可谓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民族自强运动”的高潮阶段，同时面对的内外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空前复杂。此时此刻，改革能否“背水一战”实现质量和制度层面的发展道路创新，直接决定着复兴大业是成功登顶还是功败垂成。

新中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无数先贤志士致敬：……“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今天的中国梦，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的时代表达;是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默默牺牲奉献，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心切愿。中华民族，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

1861年1月11日，清朝恭亲王奕，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洋务运动发端的“民族自强运动”自此肇事。

此后，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中兴名臣”操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梁“百日维新”变法图强，还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中国两千年帝制，都未能改变中国百年落后挨打的局面。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倍受列强凌辱掠夺的悲惨命运，实现了人民的自由、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采访中，在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白钢看来，民族自立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随后，在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短短35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一次在规模上走到了世界前列。

然而，胡应南认为，这种规模上的积累，更多来自于“过去那种资源消耗型经济、环境污染型经济、来料加工型经济、房地产拉动经济、重复建设投资型经济等等低水平发展”，不但不能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绿色发展的全新时代要求，而且延续下去已经不是难以为继的问题，而可能是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倒退。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又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分析说，就现今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我们自身存在的发展难题，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的调整、社保制度的建设等等，如不通过系统性改革予以解决，任何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或衰退都有可能引发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广泛领域的震荡，甚至造成35年改革开放成果得而复失。

此时此刻，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仅有6年多时间，距离“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只有26年，我们决不能允许，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在距登顶咫尺之遥而毁于一旦这样的历史大悲剧发生。

1919年，29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刊发《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94年后，接过“民族自强运动”接力棒的中国新的领导集体作出了历史回应。3月17日，习近平在履新国家主席一职的讲话就坦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从社会主义道路角度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造成史无前例的全球性贫富分化、经济危机频发以及民族宗教冲突向全球蔓延，使其冷战后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落空，“华盛顿模式”唯我独尊的合法性面临空前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此次改革在吸收市场经济体制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多数人公平、公正和富足的制度创新，是人类摆脱新自由主义思想桎梏重新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实践指引。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无法避免，并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普遍性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扩大、国家不安定、地区差距加大与地区动荡的深层原因。唯有始终追求超越自我、超越自私自利、追求天下为公的中国文化基因，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的有形与无形的制约。

“我们为什么更多地关心谢顶，而不是疟疾?”3月12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全球重大挑战峰会上，微软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比尔·盖茨痛斥“这个占全球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若以人为本，那么疟疾疫苗是最迫切需要的，但它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资金。如果您正在研究男性谢顶或其他东西，你得到的科研经费就会比这高一个数量级，因为它在市场上更具‘发言权’，而疟疾等更加重要的疾病的‘发言权’则很弱。”

过去20多年来，这种资本对高额利润的疯狂追逐，已经进一步演化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化，直接表现为虚拟经济的无孔不入。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全球化问题专家萨米尔·阿明对此剖析说，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资本力量主要是处于生产环节的资本，“但是，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被金融化了，实体经济也被吸纳到金融体系之内。”

例如，西门子作为传统的制造企业，其利润的60%来自金融业务，而不是生产制造，可以说西门子也变成了一个银行。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持续累积的唯一选择是把这些剩余用作金融投资。包括能源、食品等人类基本生活用品都已经囊括到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渔猎中。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扩大的原因，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这位出生于埃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从“占领华尔街”到开罗的“街头起义”，都表现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22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11月22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美国需要民主专政，不需要党派斗争》的文章，耐人寻味地认为，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三权分立”已经发生了变异，“美国需要民主专政，需要不受党派斗争、利益集团控制的技术行政官员，需要进行类‘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

其实，福山只是从“危机管理”的视角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在胡鞍钢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有三大国家组织能力能够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

“由于中国共产党时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方才保证了各机构、各地区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前进。”采访中，胡鞍钢由衷地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广大人民最需要的因素，我们所谈到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的，不只是意识形态的。”

事实上，早在2009年，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断言的福山，就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制度自信”聚集共识时刻

“‘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是十八大赋予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使命，也是十八大有别于改革开放过去三十年的新的历史特征。”胡应南认为，“制度建设”将成为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词。而这也是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意所在。

就执政党而言，新中国创建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两次国家建设转型中产生的众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已经到了国家治理全面总结形成完备制度的奠基时刻。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64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制度是完备的，也因此才保障了今日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伟大成就。但是，不能不承认，在一些具体领域中，一是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二是制度之间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很不够;三是制度的执行缺乏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可以说，这三方面已经成为当前执政党完成两个百年历史目标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碍。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胡应南认为，推进“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回答全球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要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由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代，经过科学发展，在向现代文明的制度时代全面发展转变的标志，也是十八大划时代意义所在。”

具体讲，“没有‘五位一体’的现代文明制度的保障，反腐败的措施到不了位，人民民主的权力到不了位，经济公平竞争的政策到不了位。而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缺位的发展是没有‘刹车’的发展，缺位的经济是短板经济，缺位的社会结构是短板的社会结构。‘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其实就是制度的补位建设，为发展装上控制协调系统的安全建设。”

就劳动者而言，如何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让国家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和红利，制度化地分享于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群体，正在成为中国长治久安的执政基础。

近期，本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农民工生活现状时了解到，农民工群体对通过技术、管理和资本获得更多收入并不反对，而且竞相积极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以期改善自己的工作生活现状，但他们对自己多年付出辛勤劳动却难以获得有尊严的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而无法释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认为，这集中反映出，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用制度提高和保障中低收入者获得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积累相匹配的劳动所得和改革成果分享。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如今年2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所言，下一步“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就有产者而言，如何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健全执行有力的合法资产和财产性收入的制度保护，是能否将广大新兴阶层等更多国家建设力量聚集起来，共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十八大以来，国内民营企业家一度对发展前景的认识产生了分歧甚至混乱。事实上，十八大刚结束，新的领导集体就已反复强调和阐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初级阶段”是“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等等。这意味着，要完成“两个百年”的历史承诺，必须要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包括占GDP比重已超六成的民营经济。这是有理性、有胸怀、有自信的执政党的必然选择。

10月29日，习近平就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采访中，作为改革开放35年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告诉本刊记者，听后感到“十分振奋”。

现在，本刊付印之时，距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时刻仅仅几个小时了。此刻，我们想到的是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条标准：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非常自信地讲：“到那个时候(指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现在，小平的历史嘱托落在了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26年。